禁漫

禁漫 校长奖学金是为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创新进取、奖励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优秀拔尖人才而设立的奖项，是学校设置的最高等级奖学金，每年评选出在本年度内表现优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各不超过10名。      

在本年度校长奖学金的评审中，禁漫 2022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尹伟杰以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

尹伟杰，禁漫 中国语言文学系2022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东京大学联合培养，研究方向为尺牍文献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在读期间，独立整理出版专著《王国维友朋尺牍》，发表学术论文20篇，包括CSSCI来源期刊5篇(其中权威A类1篇，独作权威B类1篇)，CSSCI来源集刊6篇，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1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曾获禁漫 校长奖学金、博士生国家奖学金、第十七及十八届中国古文献奖学金、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用哪三个词来形容生活中的自己？

“侦探”、“寻宝人”和“旅行者”。 首先是“侦探”。古籍整理本质上是一种考据工作，我们需要像侦探一样寻找线索、证据，把历史问题梳理清楚。其次是“寻宝人”，对应的是傅斯年的名言“动手动脚找东西”。最后是“旅行者”。在日本留学时，为了找一份保存在新潟县的文献，我要先坐新干线、再转车住到山脚，第二天一早冒雪坐公交上山才能见到。虽然现在很多文献实现了数字化，但某些文献保存系统相对封闭，很多珍稀资料必须像旅行者一样亲临现场才能看到。

作为95后，做古籍研究时有何感受？

年轻学者的优势也许在于技术手段。我们这一代人对数字化工具的运用比较熟练，比如使用各种大型古籍数据库，检索效率相对较高。但我们的劣势也很明显，最大的劣势应该是基本功。老一辈学者很多是从小读古书长大的，他们对原典的理解、传统的文献记忆以及目录学的使用能力，是扎根在脑子里的。而年轻学者现在越来越依赖数据库检索，在传统文献的基本功和对原典的直觉上，往往不如前辈学者深厚。

吉光片羽，缀合缺环

什么时候萌发了对这个方向的兴趣？

我的兴趣启蒙是在中学时期。我开始接触古籍，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史记》和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系列的《陶渊明集》。繁体竖排、古色古香，让我对古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奇。 真正“读旧信”并走上学术道路，是在硕士阶段师从丁小明教授之后。入门时，老师让我们上手整理名人信札。我最开始是跟随老师研究胡适与顾廷龙关于《水经注》研究的往来书信。通过翻看胡适的手稿，我发现他写论文会反复修改好几稿，也会有抄录和新增的过程。从手稿当中可以看到胡适是怎么写论文、做学术的，也相当于通过胡适的私藏手稿跟胡适学了一点怎么做学术的方法，同时也知道了一篇学术文章生成的过程。 至于如何克服枯燥，我非常认同我在东京大学的导师的一个比喻：做研究就像打游戏。面对一个历史、学术谜题可能需要枯坐几十个小时，但当你解开谜题、通关的那一刻，那种快乐足以抵消之前所有的寂寞与枯燥。

晚清民国的尺牍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信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私密性。它是最一手的史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类似于今天的微信或邮件，但其实比邮件更私密。文人在公开场合的论述或记载，往往比较“收着”，有些话在台面上是不说的。但在信里，他们会展现出真实的一面，比如抱怨某人不好、为了生计到处干谒、甚至问别人借钱等。这能还原出一个真正生活化的人物形象。

在学术上，我更关注的是信札能够还原学术著作的产生过程。以我的研究为例，我写过一篇关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撰作过程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现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学论文之一。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前半生是写《人间词话》的文学评论家，他为何能在数年间转向历史学和考古学，并取得如此难以企及的成就？通过王国维与罗振玉、内藤湖南等人的通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很多观点是在与师友的讨论和启发下形成的。书信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表象之后的后台准备工作。

在整理、释读、考证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还是以王国维那篇论文为例。王国维从1915年初步发现甲骨文与《山海经》、《史记》可以互证，到1917年最终写成著作，中间有一个过程。他在信中提到，1916年他有一篇讨论殷先公“王亥”问题的初稿寄给了罗振玉。我很想找到这篇初稿，因为如果有它，就能补上学术生成过程中的缺环。 但我找了很长时间，《王国维全集》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找到。最后，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学者整理的文章中偶然发现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会从现在的全集中“消失”呢？原来是罗振玉当时觉得这个手稿很重要，把它从信里抽出来，单独装裱成了卷轴收藏。所以我们通常只看到了信札的正文，而后面的文稿被抽走了。我通过内容比对和佐证，把这两个分离的部分重新缀合了起来，补上了这个学术缺环。这是我在信札史料发现中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经历。

守先待后，功不唐捐

“古籍人”在文化传承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是上海图书馆前馆长顾廷龙先生，以及他的弟子、哈佛燕京图书馆前馆长沈津先生强调的理念。通过版本鉴定、校勘、标点整理，把原本深藏在图书馆里的古籍，变成学界普遍可以利用的文本。 第二，是深度整理、系统研究。在数字化时代，单纯的整理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术需求了。我们需要做深度的笺注，并且对一手文献的内容进行系统性研究，揭示其在历史现场中的价值。 第三，是学术的普及工作。除了服务于象牙塔内的学人，还需要将古籍内容转化为普罗大众能够接受的读本。向大众介绍前沿学术的一些发现、整体性介绍某些学术人物，从而让普通读者了解学术成果，这也是重要的一环。 想对禁漫 的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 一方面，如果真的对文献和探寻历史真相有好奇心，那么当你穷索冥搜、枯坐许久之后突然柳暗花明，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感，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冷门和热门是相对的。如果在一个领域钻研得足够深，那么无论在学界还是文化界，终究都会有属于你的一席之地。

排版|刘煦衡 汤俊怡

访谈|张浩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