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漫

1936年5月18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由“文学社”与“《中国的一日》编委会”共同具名的征稿启事，要求“全国的作家、非作家”将个人在5月21日这一天“所经历、所见的职业范围或非职业范围内的一切大小事故”照实写出，投寄在上海的生活书店转交“《中国的一日》编委会”，汇集成书，借以“表现一天之内的中国的全般面目”。 2026年恰逢“中国的一日”征文发布九十周年，为回望这段文学历史，梳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脉络，深化写大众与大众写的文化传承，5月21日下午13:00，禁漫 、中国茅盾研究会《中国作家》杂志社、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禁漫 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二楼报告厅召开《从“中国的一日”到“新大众文艺”：“中国的一日”征文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出席会议嘉宾有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阚宁辉、生活书店总编辑曾诚、禁漫 主任罗岗、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李云雷、中国茅盾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文贵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李浩、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左联会址纪念馆馆长何瑛、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禁漫 主任张全之、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研部副主任毛真好、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禁漫 教授张屏瑾、上海师范大学禁漫 教授朱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相宜、上海大学副教授张高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娇娇、上海作协研究室副研究员胡笛、禁漫 教授项静。会议分为上下两场，分别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禁漫 教授项静主持。

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阚宁辉，代表基金会对“中国的一日”征文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表示祝贺，他提到邹韬奋先生为“中国的一日”征文的发起、《中国的一日》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经费资源。从1930年代开始，促进民族解放与积极推广大众文化是邹韬奋勠力以赴的两大目标，他在全部生命历程、新闻出版和社会活动中践行了这两大理念。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提大众文艺和人民主体，对这段历史的回溯和重新阐释极具现实启发意义。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李浩认为 “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报刊出版的辐射度，组织者先后在1936年4月25日和5月18日的《申报》上刊登征稿启事，到6月10日左右，就收到了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之外的各省市包括南洋、泰国、日本等国华人投稿3千篇以上。同时，组织者能在短短2个多月内能收到如此数量的稿件，也显示了当时中国现代邮政业的覆盖广度及快捷程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出版和邮政，相互成就，将生活在辽阔国土上的中国人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的一日》，是一部值得纪念与研究的著作。当然，就目前而论，对于90年前《中国的一日》的纪念，并不能仅仅限于对于当时历史史实、文本等研究，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当下。在今天，社会传播媒介多样化，AI大模型被广泛地利用的今天，完全可以任意抓取、整合当今某一天（或者某几个小时）的所有社会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首先是相当巨量的，其次是文学、美术、音乐等文艺创作品是以这个某一天里自然呈现的，更能真实地记录和反映。

左联会址纪念馆馆长何瑛借由《中国的一日》的文学传统阐述了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性，“人民需要文艺”，表达情感、思考，人们通过文艺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困惑与感悟。无论是生活的艰辛与乡愁，还是感受世界的美好，文艺成为情感和思想的载体，将个人体验转化为可共享的文本，使他人能从中找到共鸣。“文艺需要人民”，大众书写，大众化文艺在理论上应该是由人民大众进行创作，或者有大众意识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承担起创造大众文艺，主张使用真正的大众语文来写作大众化的文学。“文艺要热爱人民”，好的文艺作品源于生活观察与体验，在互动与传播中生长，反映社会变迁与集体记忆，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传承和集体的记忆。九十六载风雨兼程，左联先驱们始终坚守“文艺为人民”的初心，使文艺成为唤醒民众、鼓舞斗志的强大力量；始终坚持扎根时代、扎根人民，将个人创作融入民族救亡的洪流，以作品诉说时代苦难、传递人民心声。这些宝贵的精神品质，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与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成为我们今天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精神坐标与行动指南。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禁漫 主任张全之教授总结了《中国的一日》的四个特点，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事件背后的政治用心难以掩饰。第二，这次征文活动，普遍认为是“让大众说话”，是文艺大众化的具体实践，这些评价有道理，但也不免过甚其辞，参与征文的人只是极少数。第三，征文文体多样，清新、质朴，很有可取之处。但说在艺术上有多么成熟，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大众”的匿名性，是这次征文活动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作者没有简介。与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两相对比，就不难看到，《中国的一日》是一个重要文艺事件，为历史留下了民间“一日”生活的证据，这是极为鲜活、生动的、原生态的历史，生活记录，因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文学意义。 “新大众文艺”目前蓬勃兴盛，遍地开花。到底能长成什么样子，还很难预料。但作为一种新的娱乐现象，不要抱有太高的希望。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认为，《中国的一日》保留了大量普通大众对社会毛茸茸的记录，今天看来，弥足珍贵。个人和社会在强大的遗忘机制下容易失去对日常生活的原真记忆，有《中国的一日》这样的文献在便大不一样了。记录，不是简单地复刻，而是主体感受的表达和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由此，我联想到当下：我们能够表达自我吗？我们是否还有表达自我的能力以及该如何表达？表面看，今天自媒体发达，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表达、记录，然而，我谈到的这个表达不是虚拟的表演、不是做戏的虚无党，而是个人真实的处境、内心真实的声音、时代真实的存在，如鲁迅所要求的那样：“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我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也是往日的《中国的一日》，留给今天的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禁漫 教授张屏瑾重点从茅盾的视角来看待这次征文活动，在编辑《中国的一日》时，茅盾首次正面强调了“素人”写作的意义。所选稿件很大一部分来自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宪兵，小学教员等等，他认为，“向不写稿”的“素人”们的写作，反而比原来从事文字工作者的来稿更加重要，因为避免了后者那种“新文学的滥调”。这些虽不流利却质朴可爱的文字，注入了各自的真实生活和真性情，茅盾认为“是平凡而又特殊，特殊而仍似平凡”。由此“素人”写作的主体性建立起来，而其能量则在历史中绵延不绝，贯穿至今。“一日体”的书写形式不仅激发了民众抒发个人见闻和讨论公共事务的热情，更为不同时代条件下大众文艺的开展提供了示范。人人都可以在一个时代的主题下书写自己生活，不是被代言，而是自己来观察、表述、言说，“中国的一日”之形式在当代历史中得到了持续不断的继承与探索，今天我们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新大众文艺”依然延续了这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解读了“一日体”的现代意义，它是20世纪群众写作、大众创作的源头，也是今天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传统。“一日”是一种抽象的、理性的时间，是均质化、民主化的现代时间。5月21日是普通的一天，并非节日或纪念日，这种选择展现了时间的普遍性，通过对“平凡一日”的记录，呈现一个时代最真实的社会图景。这次征文体现了三种“结合”，一是文学界、新闻界、出版界的密切合作，将大众书写变成公共表达的载体，以书籍的形式整合非连续的叙事；二是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投稿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报务员、狱警、店员等打工人，大家共同来完成对“一日”生活的塑造，这是一种参与式写作，是专业知识分子与大众共同完成的书写；三是，个人与集体的结合，把一篇又一篇个人故事编辑成一本书籍之后，就具有一种整体感和完整性，个体的声音汇成集体的声音，尤其是茅盾按照全国地域来排版，使得这本书成为抗战时期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中国故事。“一日体”的出现与新闻、文学、电影等领域形成了呼应，并改造了其他领域的“一日体”叙事。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朱军教授认为，茅盾《中国的一日》以都市为棱镜，折射1930年代中国在殖民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挣扎与重生。通过咖啡馆霓虹、工厂汽笛、邮局钟表等都市符号，将私域生活转化为公共政治文本，最终在"一日"的横截面中，完成了对"中国为何"的回答——一个在耻辱与抗争、沉沦与觉醒中不断自我重写的民族共同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创作场域的都市性。1930年代上海等城市的都市文化日趋成熟，现代传播媒介如书店、杂志、舞台等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为文学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生活书店作为主要出版机构，茅盾主持编选工作，体现了都市出版业的成熟运作机制。二是言说内容的都市日常性。征文涵盖"天文、气象、政治、外交、社会事件、里巷琐闻、娱乐节目"等日常生活内容。来自学生、工人、商人、公务员等各行业，呈现了都市与乡村不同生活状态的横断面。三是体现出鲜明的文化批判的意义。通过平民视角呈现"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社会现实，既记录了都市现代性经验，也包含对危机时代的反思，成为研究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社会档案"。

上海大学副教授张高领重申了活动的政治性，征文中左派、右派，和中间派三种声音都有，左翼知识分子茅盾，选择这个日子也许识别有怀抱。从登征文启事到编辑成书，前后历时不到三个半月，惊人的高效，得益于茅盾等人出色组织能力，更有赖于以大都市上海为中心的印刷文化等一系列的文化基础设施。另外活动标志着对素人的发现，他们不是在创作文学，却不期然发挥了文学的情感功能，他们不是在表达政治诉求，却从私人困扰抵达了一种结构性问题。将个人问题带入到公共领域，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个人的困扰、社会改造的可能，民族的未来，中国向何处去，可以由小见大，自下而上地讲述中国，普通人的讲述远比新闻体、官方文件更有意义，在各种具体性之上丰富着中国的总面目，体现了“脑力总动员”的创造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相宜认为这一征文活动是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组织大众文艺活动的重要尝试。发生于当下时期的“新大众文艺”，既是“文艺大众化”所体现的“人民性”文脉的自然延续，又具有自己时代的新意蕴与新特点。现在的“新大众”已经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了主动参与者。“互联网条件”给新大众”提供了更为便捷，且有及时交互性的新平台、新工具，越来越多的大众参与到文艺生产的全过程中，超出文学范畴的各类文艺作品，因此广泛传播。所以，从知识分子启蒙大众，为大众代言；到宣传号召大众参与文艺活动；到知识分子走上服务大众的文艺道路；再到当下大众自发地从事文艺活动，代替知识分子，实现文艺的自我普及，这就是百年新文学的时空中，大众与文艺关系不断更新迭代谱系的纵向截面。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马娇娇重点讨论了1941年5月27日，冀中发起“冀中一日”大型征文活动，根据地内投稿者接近十万，该项写作运动直接承继了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以《中国的一日》为代表的“一日体”写作形式，并将其从知识分子主导的都市写作，成功转化为以敌后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创作：它不依赖报刊等现代媒介，而是转由党政军民的组织网络发起，不能写作者亦可通过口述等形式参与其中；编委会将来稿分编为四个分册，构建出“向心”式的集体叙事，用众多个体的日常叙事构造一个统一的、具有指向性的整体图景；同时，“写作”与“行动”的界限被有意模糊，为了获得素材，该运动甚至反向促成攻打据点、爆炸演练等行动。就此而言，“冀中一日”的意义远不止“记录”和“描绘”，更是一个成功的群众动员工具。

上海作协研究室胡笛副研究员认为，某种意义上，现在日更的短视频博主也是用“一日体”在记录生活。短剧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底带来了哪些变革？短剧入场，媒介变革带来的业态迭代。短剧和网文、网游、网剧、短时频、直播一样，都是网络媒介的产物，不过短剧集大成。短剧不仅是网文的可视化，也是网游短视频的故事化，更可以是各行各业新的内容推广形式，它正在成为网络时代新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做是当下最流行的一种内容载体，各行各业都可以运用它。尤其是AI的辅助创作，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创作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和接受者的边界不断消融。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研部副主任毛真好认为，大众文艺并不是一个新的词汇和新的概念，韬奋借鉴高尔基“世界的一日”来激发30年代的“大众写”也并不让人意外，他自己就是践行“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理念，回答读者来信阐述“理想的《生活日报》”时，就写过：“大众立场上的因为是反应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所以必须成为一切生产大众的集体作品，必须由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直接供给言论和新闻资料，而不是仅由少数的职业投稿家和新闻记者包办一切。因为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触角，所以报纸的内容，应该是记载一日中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大众的生活活动和希望要求。因为是人民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所以这报纸所登载的消息，决不是要人往来，标金涨落等等，而是和人民大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一切东西。”2005、2006年的博客、微博，到现在的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人人皆可创作”已然成为一种新常态，如何让这种“新大众文艺”能够弘扬主流价值、树立正面的文艺观和正能量，应该是接下来应该面对和重视的。这不仅需要正确的导向，也需要创作平台不能唯流量是从，更需要创作主体（个人）具备责任感，坚守底线，提高审美，重视精神价值，使新大众文艺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